20231204 刘仲敬访谈第273期

——论也门的民族发明

主持人：Edward

发布时间：2023年12月04日

整理者：刘仲敬文稿整理小组

主持人：阿姨您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现在就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Edward。上周我看到一条新闻呢，也是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就是说控制也门绝大部分地区的胡塞武装，在红海攻击和劫持了一艘以色列的货船。那么呢我就想到在上古时代，也门地区曾经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地方，它是位于亚非之间的贸易通道上，曾经是一个很繁荣的贸易中心。但是现在呢似乎就不然，因为我们知道呢，也门在1990年所谓统一之后内战不断，而在现在呢，则已经变成沙特和伊朗两国代理人的战场，并且呢导致民不聊生，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而也门地区呢，我们如果追溯它近代的历史的话呢，很难说它曾经建立过这个统一的政权，比如说北也门过去是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所建立的君主国，而南也门则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后来是英国的保护国。而它们也在冷战的时期成为美苏争霸的战场，特别是南也门还曾经沦为过列宁党党国。那么今天就想向您请教一下也门民族发明的历史脉络，为什么这两个历史上其实是互不统属的地方，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后又长期的陷于战乱呢？您认为也门失败的民族发明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谢谢。

刘仲敬：照罗马人的说法来讲的话，也门和「幸福的阿拉伯」，也就是阿拉伯半的中部的游牧区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上古时代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说的四条河流，两条就是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有两条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流经伊甸园。可见照古人的看法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乃至整个阿拉伯半岛是连成一片的地区，自然生态都不算十分恶劣，应该是有水有草木的地方，是在文明开始以后才渐渐地走上不同的道路。阿拉伯半岛上的大河逐步干涸，就只剩下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南面的高地逐步地沙漠化，变成了游牧民的地方；但是靠近海洋，印度洋季风能够滋润的也门仍然是水源非常充足的。

这个过程应该是相当长的，最初水源开始干涸的时候，阿拉伯半岛腹心地带的文明还能够维持，大家还在修建水坝之类的东西，这就肯定是说，当然他们不是原始居民，而是已经有文明的、有按照当时时期的标准已经是水准水准很高的工程建设技术，才能够用修筑水坝保存越来越少的流水和雨水方式来顽强地延续文明。最后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传说中间，马里卜水坝崩溃（570）是文明没落的关键性事件。这个大概也是像所有神话和传说记载的历史一样，可能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用寓言故事的方式、用神话故事的方式浓缩地表现了人力最终不能胜天，依靠当时的最高技术建立起来的水坝灌溉系统，终于无法抗拒日益干旱的气候。

这个日益干旱的气候大概是因为东地中海的封闭造成的。东地中海的封闭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地球的气候变化，使人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注：距今4.5万到1万年前）以来气候不断地干燥化。本来水网密布植被丰茂的今天沙特阿拉伯一带，渐渐变成了需要水坝辛辛苦苦地，像吐鲁番一带的坎儿井一样，才能够勉勉强强维持人类文明的地方，到最后人类变得完全依靠水坝而不能依靠自然降雨了，而最终水坝崩溃。水坝崩溃当然不会是马里卜水坝一个水坝崩溃，而是一系列的水利建设系统逐渐抗拒不了自然力的压力，同时日益萎缩的文明的生产力可能也无法维持先代文明留下来的基础工程。最后就像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罗马人在中东修的道路网逐渐地崩溃一样，渐渐地，也许经过相当长时间，一千年两千年这样的时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的文明，依托大河的文明继续繁荣昌盛继续发展，北方降雨充沛的乌克兰草原内亚草原继续繁荣昌盛的时候，曾经跟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高地一样繁荣的阿拉伯内地逐步失去了水源，残余的居民开始发明了游牧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方式的产生，其实是晚于最古老的农业的，最古老的农业一两万年以前在耶利哥和叙利亚的高地就已经出现了，那时还没有游牧生活方式，游牧生活方式是伴随着欧亚大陆内地的残余居民适应干旱化才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游牧区，把原来是连成一片的、从也门直到底格里斯河的整个文明区域隔成两半。以后从埃兰，就是现在的胡泽斯坦，或者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南下到也门，最方便的道路就是海路了，就是出海通过迪尔蒙-巴林，从海路到阿曼-马斯喀特酋长国到也门、到索马里非洲之角到东非这条海路线了。这条贸易线产生的时间也要比游牧生活方式要早得多，也是一两万年前就有的，那时候游牧生活方式还不存在。

而随着游牧方生活方式的产生、沙漠游牧民的产生、能够经营的定居城市的渐渐消失萎缩，最后逐步地向南。商业共和国麦加应该就是阿拉伯生态恶化以后，比较接近沿海地带，在波斯和叙利亚交通线上还能够维持下来的绿洲商道。可能是过去连成一片的文明，现在变成了骆驼商队能够支持的少数几个居民点，就像高昌（注：在吐鲁番）、仇池（注：在甘肃与四川交界处）那一系列的绿洲居民点一样。本来这些地方是应该有大量的水坝和水利工程连在一起的，像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样连绵不绝的花园一样的，也就是说像近代的叙利亚大马士革一样连绵不断的花园农业地带，最后变成了游牧民和少量商业城市和交通线维持的地方。

但是也门并没有受到影响，也门的植被仍然是丰茂的。从它到圣经时代产余下来的植被可以看出，也门在上古时代的气候应该是亚热带气候，它生产出来很多产品都是属于亚热带产品的，包括香料之类的东西。它是香料和经济作物的产地，从事高利润的贸易行业，因此国家非常富裕。像示巴女王向所罗门王送礼就带了很多珍贵礼品，东方三博士送的礼当中也包括也门产的香料，而香料所需要的香脂树这些，是需要温暖湿润气候才能够维持的。很可能上古时代的大部分阿拉伯半岛，情况都跟也门相似。

但是文明从来就是有一点毒性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很可能导致专制制度的产生和软弱依附的人民，不像是蛮族，蛮族基本上产生不出专制君主，没有足够多的剩余资源来支持专制君主的豪奢生活，也提供不了专制君主供养官僚和雇佣兵所必需的收入。因此原始部落顶多是家长制，不可能建立严密的专制度。逐步荒漠化的阿拉伯被罗马人称之为「幸福的阿拉比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人民是自由的。罗马人虽然后来在帝国时代丧失了自由，但是他们对希腊罗马全盛时期的自由和共和制度有着深刻的印象，从来没有忘记过自由的可贵，所以他们即使在自身逐步丧失自由以后，仍然能够运用文明全盛时代形成的评判能力——我们要注意，认知能力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决不是有了物质资源就一定能够产生的，来评判周围的各个文明。

他们把阿拉伯分为三部分。「幸福的阿拉伯」是不可征服的阿拉伯，奥古斯都和罗马诸皇帝曾经企图征服它，保障从埃及到印度的商路，但是全都是失败的。就像他们征服了高卢、却没有能够征服日耳曼人一样，罗马人反而因此更加佩服阿拉伯人和日耳曼人。像塔西陀这样的罗马人就哀叹说，野蛮的日耳曼人保存了像古老的罗马人一样的自由，而现代高度文明的罗马人却堕落成为专制制度的奴隶，这时他并没有预见到，未来的自由的日耳曼部落的子孙，将会征服遭到奴役的罗马人的子孙。

而阿拉伯的知名度远远不如日耳曼，但是罗马人对它的看法也是这个样子。「幸福的阿拉伯」不是说游牧的阿拉伯人的物质生活多么好，他们像罗马人的先民和日耳曼人一样，物质生活是远远不如罗马的上层阶级的、也远远不如也门和叙利亚的王公贵族的，但是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统治者最多就是部落酋长和长老，如前所述，部落酋长和长老能够行使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顶多就是男性大家长对自己家里面的晚辈和小辈那种权利，所以他们拥有罗马人曾经有过、但是现在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物质上的享受而半心半意地放弃了的自由。因此罗马人看到他们仍然享有这样的自由，就不禁流露出像是对苏格兰人、皮克特人和日耳曼人同样的感觉，忍不住有一点点羡慕，但是同时又舍不得腐败的文明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所以就只能满足于羡慕了。一面羡慕古老的共和国和现代蛮族的自由的品德，但是又想到要像罗马早期的元老那样过着自己种地吃着大蒜的苦日子，又舍不得现在奥古斯都和诸皇帝给他们带来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个豪华奢侈的生活的背面，就是皇帝可以随意杀你的头抄你的家。

但是皇帝也不会把所有人都杀了或者抄了吧？人都是既要又要的，包括塔西陀在内。所以正常的话是，一面享受着皇帝给予的不稳定的豪华生活、一面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皇帝不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一面著书立说，写书说我们罗马古老的先人和现在的日耳曼蛮族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美好，哎呀我们真是好堕落呀，我们太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了。碰上比较宽容的开明君主，像图拉真、涅尔瓦这样的人，看着你写的书有点不高兴，但是就笑笑算了，因为我是开明君主，我是贤王，是希腊哲学家的门徒，不能随便杀人的。如果碰到像康茂德这样的、图密善这样的暴君就要发作起来了，你他妈的敢于借古讽今，借颂扬布鲁图斯和古代元老来讽刺当代的皇帝，借颂扬境外敌对势力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自由来讽刺我们本朝的德政，杀你的全家、抄你的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的。这都是人类文明非常古老的故事了。就是这个最不能征服的阿拉伯部落，被罗马人称作是最幸福的。

另外两部分阿拉伯，有一部分是封建附庸国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上的阿拉伯城邦国家和封建国家。像希拉这样的封建国家，是穆罕默德以前、皈依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封建系统、昂泰拉时代（525-608）封建骑士依附萨珊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相互征战的众多文学故事产生于此。帕尔米拉的元老，他的妻子也就是齐诺比亚女王曾经征服过叙利亚和埃及，当然是在罗马帝国混乱的时期。这些小国，像帕尔米拉这样的城邦寡头共和国、或者是像希拉这样的封建君主国，是在波斯和罗马两大帝国交战的夹缝当中占据了战略要地，在半独立的状态中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很多财富和军事上的名声。如果真的把事业做得太大，动了罗马人或者是波斯人的大蛋糕，变成了可以争夺罗马皇位的角色，因此被其他皇位竞争者认为是不能容忍非要清除掉的，那也真的会像齐诺比亚一样被整个清除掉。但如果野心不那么大，只想做一个小诸侯或者城邦共和国的话，那么总是可以以半独立的方式存在，利用罗马和波斯人的矛盾从中取利的。这是另一部分阿拉伯。

第三部分阿拉伯就是也门，亚热带的阿拉伯，众多通向印度的商路所在。法老的埃及开凿了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不是从地中海，地中海是连不到印度洋的，有了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沿岸的船只就可以通过尼罗河进入红海，然后取道红海经过也门前往印度，购买印度的商品，然后拿回到亚历山大来向地中海市场倾销。法老的埃及最终丧失独立，跟这个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很有关系，按照这个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孟菲斯和底比斯就不再重要了，亚历山大大帝修建的亚历山大才是埃及的中心，因为这是通向地中海的商品集散地，印度来的商品、中东来的商品都可以在亚历山大集散，而亚历山大的利益主要跟罗马和马赛、罗德岛联系在一起、跟地中海联系在一起，而跟尼罗河的沿岸的粮食收入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于是，贸易城市亚历山大通过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了尼罗河三角洲的粮食生产者，埃及逐步变成地中海贸易王朝的殖民地。

罗马人和波斯人经略也门，比经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小国要困难一点，但是比起经营「幸福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的游牧地带又要难得多。困难一点是因为距离比较远，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就在罗马人和波斯的边界上，非杨即墨，要想维持完全的独立是非常困难的，依附一方或者是另一方，作为一个半独立的小国就比较容易了，大部分阿拉伯小国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也门呢距离比较远，邻近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所以直接征服和统治的难度要高得多，羁縻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但是罗马人和波斯人还是经常派兵到也门去，在也门维持其傀儡政权，或者是亲罗马或者是亲波斯的政权，尽管它们的距离比如说比麦加或者是阿拉伯半岛的本土要远得多，但是罗马人和波斯人控制也门的或者是影响也门的力度却要大得多。这个原理跟唐太宗时代的君臣所谓的征服朝鲜半岛比征服突厥要容易一样，因为他们是定居地带，而且是有一点腐化的文明地区，而不是游牧部落区。

在穆罕默德年轻时代的麦加，长期以来受到亲叙利亚也就是亲罗马的商业党派，和亲伊朗也就是亲波斯的商业党派的斗争所苦，等于是两个不同的商业利益集团在罗马和波斯分别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场所致。穆罕默德在年轻时候是比较亲近罗马的、比较亲近叙利亚的，这一点在古兰经中还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古兰经中有些内容提到，罗马人和波斯人交战，先知预见到罗马人将会胜利。预言这件事情往往就是自己希望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舆论领袖操纵舆论的体现，是因为穆罕默德年轻的时候也去叙利亚经商，他有一些长辈亲戚是叙利亚基督徒。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的创造跟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穆罕默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接触过一些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和文本的，自己也去过叙利亚；但是他跟波斯的关系就要疏远得多，他最初的时候也想统战犹太人和罗马人，却没有想过统战波斯人。最后他自己建政成功、阿拉伯帝国已经初现雏形、他自己的继承人又建立了大帝国了以后，他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政策，仍然比对波斯的祅教徒和摩尼教徒要更宽容一些。这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出，在罗马和波斯的两党斗争当中，穆罕默德所在的社会是比较亲罗马那一方的。当然比较亲波斯的党派和集团在阿拉伯城邦中也是有的。

但是罗马人和波斯人却从来不能够劳师伤财去进驻麦加或者是麦地那这些地方，更不要说是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纯粹游牧部落了。这里面的道理像魏征主张放弃高昌一样，劳师伤财不值得。但是罗马人以及罗马人的埃塞俄比亚盟友、以及波斯人曾经多次进军也门，派几百人几百人的部队到也门去卫戍，保卫他们在当地的外交和商业利益，或者是支持当地的亲罗马党派或亲波斯党派。伊斯兰教以前的也门文学作品曾经有多次记载，亲波斯的党派被罗马人支持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败以后逃走了流亡了，然后又在波斯人的支持下重新打回来；或者是偏基督教徒或者是亲罗马的党派，在亲波斯统治者的压迫之下被迫流亡，跑到叙利亚或者埃塞俄比亚去避难然后再反攻。

别的不说，有一批早期的伊斯兰教徒就曾经跑到埃塞俄比亚去避难，这一点也说明早期的伊斯兰教徒很容易被人看成，比如说被波斯人看成是基督教徒的，特别是跟基督教一性派非常相似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新教派，因此也有敌对波斯的嫌疑，所以容易遭到迫害。他们跑到埃塞俄比亚避难以后，跟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有过一番对话，其中有一部分内容说是，这些早期穆斯林说，我们过去在蒙昧时代，就是还没有接触伊斯兰教的时代，过的是自由放浪的生活，吃自死物，就是没有按照教规屠宰放血的动物，过着愚昧的生活；有了伊斯兰教以后，我们才过上文明开化的生活、过上有道德有信仰的生活，诸如此类。这段对话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询问他们的宗教的缘故。流亡一般都是从自己敌对的地方流亡到同情自己或支持自己的地方去，这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早期势力比较小的地方是比较亲罗马、亲埃塞俄比亚的。

但是阿拉伯半岛本身是香料的产地、也门是印度货物的集散地、巴林岛本身就是整个伊朗高原和中亚货物的集散地，从迪尔蒙-巴林出发的货物到也门集散，到英国殖民时代仍然是这个样子，它在波斯和印度也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大多数时候亲罗马、也想分享这些贸易利益的埃塞俄比亚人从来不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也门，也门是一系列半独立的公国和王国控制的地方。

狭义的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部落区居民的性格，就像是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跟乌兹别克人的差别、或者是蒙古人满洲人跟宋人明人的差别、或者是突厥人跟伊朗帝国人的差别、或者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跟早期文明定居民的差别一样，一方面是富裕有点腐化的文明居民，容易受外国征服和专制统治，一方面是贫穷自由骄傲的蛮族。文明的居民，像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居民，认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打上一个穆斯林招牌的蛮族，因为以前你们侵略我们掠夺我们是蛮族攻打文明的穆斯林，现在你们也自称穆斯林，我们就不好怎么说你，但是你们其实是假穆斯林真野蛮人，你们遗留的麻烦事还很多。但哈萨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则认为是，乌兹别克定居居民是专制政体的臣民，失去了他们的部落自由，他们虽然富裕，但是要让我们去过那样拘拘束束的生活我们还不愿意呢。我们很喜欢在马上过自由生活，虽然可以入关掠劫你们一下下，但是战利品到手以后，我们还是宁愿回到草原上去过草原上的自由生活。也门人跟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性格差别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伊斯兰教征服以后，由于帝国建设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可以说苏格兰高地问题的解决，一个重要促成因素是大英帝国的建立，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都急于加入大英帝国的冒险事业。英国皇家不是有苏格兰高地兵团吗？苏格兰高地兵团到美洲到海外作战好处在哪里？中世纪的苏格兰雇佣兵团去哪里？他们不是去给贫穷的、而且经常跟苏格兰高地是敌对的苏格兰低地的爱丁堡的国王作战，而是投靠富裕强大的法兰西国王，在法兰西国王的麾下跟英国作战，比在苏格兰本土跟英国作战更加有利可图，而法兰西国王很高兴骁勇善战的苏格兰高地兵团为他作战。苏格兰人既可以报他们在边境战争中的一箭之仇，又可以在法国得到高官厚禄。这个跟近代爱尔兰人路径是一样的，爱尔兰人经常是在自己本土打不过英格兰人，但是在法国国王皇帝和共和国的麾下战绩辉煌，屡次打败英国人。

但是近代以后，苏格兰人跟爱尔兰人就不一样了。苏格兰高地兵团加入了英国的殖民军，额尔金勋爵就是苏格兰人，圆明园就是他烧的。苏格兰兵团在印度作战、在大清国作战、在北美作战，这个利润就比仍然是富裕的，但是海外势力远远不如大英帝国的法兰西国王要好得多了。苏格兰兵团原先为了法兰西国王反对英格兰，现在为了大英帝国共同利益到海外去反对法国和东方诸帝国，利润变得更高了。但是爱尔兰人仍然追随斯图亚特王朝、只跟法国人作战，因此苏格兰人在英国的海外帝国当中地位就比爱尔兰人高得多。爱尔兰人通常是心怀愤懑的反对派，而苏格兰人呢，像就像是渤海人在金国、蒙古人在大清国一样，是英格兰的合作统治者，虽然不是正牌皇帝，但是起码是副皇帝，是合作人不是造反派，爱尔兰人就是造反派了。这些就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倒台、奥兰治王朝和汉诺威王朝兴起、宗教改革，新教和天主教互相争夺英国王位这个关键时刻站队的结果。爱尔兰人最终站到天主教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兰西一边，而苏格兰高地人虽然最初也是天教徒，却改信了新教站在奥兰治王朝那一边，从而分享了英国的海外利益。

海外帝国是个生意，能够解决很多内部矛盾。如果没有大不列颠海外帝国的话，苏格兰人仍然可能变成法国的盟友继续反对英国，尤其是苏格兰高地人。永远充满党派斗争、从来不能统一的阿拉伯部落和也门诸部落，如果没有阿拉伯帝国的建立的话，肯定还是在相互斗争残杀，以及作为周边其他帝国的代理人小国而存在。但是阿拉伯大帝国的产生改变了这一切：加入阿拉伯征服者的队伍，哪怕是做一个名义上的穆斯林，把也门人和阿拉伯人的旗帜插在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的城墙上、插在呼罗珊、插在内沙布尔的城墙上、插在阿富汗的城墙上、插在乌夫水和约萨水的河岸上、插在大西洋的岸边、插在西西里岛、插在波尔多和法国的城市上面，是多么巨大的利益。就像苏格兰大军在印度和大清国作战、在马耳他和中东作战一样，比起在英格兰边境去偷几头牛、杀几个英国的男爵，那是要有利可图多了。

当然他们之间的门户之见并没有消失。呼罗珊总督府始终被也门人和阿拉伯人的党派斗争和家族斗争所笼罩、西班牙和整个奥米亚王朝全都充满了也门人和阿拉伯人的党派斗争。也门人的南方派虽然已经到离家几万里的地方，但是他们对北方派的成见仍然巨大，科尔多瓦和呼罗珊的总督府都是充满了政变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很难控制他们。他们不断地发动政变，无论是哪一派的总督上台，都很容易被敌对派别的总督推翻。这就是为什么阿拔斯王朝推翻了大马士革的奥米亚王朝以后，奥米亚王朝的王子逃到西班牙以后站得住脚。站得住脚的原因就是因为，呼罗珊的党派斗争导致奥米亚王朝无法控制大伊朗，而大伊朗终于建立了阿拔斯贵族、什叶派和伊朗被征服者的联盟，推翻了奥米亚王朝和阿拉伯贵族的统治。如果没有也门人和阿拉伯人不断的党派斗争，阿拔斯王朝是不可能胜利的，但是同样的原因也使阿拔斯王朝无法统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也笼罩在同样的党派斗争中间。

最后一个幸存的奥米亚家族的王子，就是西班牙奥米亚王朝（756–1031）的创始人，是单枪匹马逃出去，差一点被阿拔斯王朝的追兵杀害。他逃到西班牙的时候是没有兵的，但是当地的党派斗争使他很容易从失败的党派一方——失败党派一方缺少一个能征惯战的英明领袖和一个大义名分。前朝王子好像是宋高宗康王泥马渡江南渡，对于各路军阀和大臣来说的话，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立刻就可以解决，拥戴康王重建大宋，立刻就可以建立有效统治如果没有康王的话，大家只能做军阀杀来杀去。西班牙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有了这个王子，重建奥米亚王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同时在总督府的两派斗争当中，总有一派，哪怕是有一派会反对这位新王子，那么这一派的敌对势力肯定会从这个新王子身上看出反攻倒算的希望。所以即使新来的王子没有一个兵，这个不要紧，没有枪没有炮，当地的党派会带着枪带着跑归附你。只要你有领导能力，你至少可以得到半壁江山，然后通过军阀战争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机会，可以统一西班牙、重建奥米亚王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也门人和阿拉伯人的党派斗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后人，尤其是穆斯林历史学家悲痛地描绘，穆斯林的西班牙，奥米亚王朝最终瓦解，变成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对了，就是华盛顿·欧文写的那本书《阿尔罕布拉》，《大食故宫余载》，最后的残余的格拉纳达的阿拉伯公国最终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永无止境的党派斗争。阿拉伯征服者和穆斯林上层贵族永远没有办法团结，从开国时代就已经开始的阿拉伯人和也门人的家族和党派斗争、南北门户之见，使得双方关系是你死我活的。

而且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党派斗争中失败的贵族，比如说被也门人打败的阿拉伯贵族、或者是被阿拉伯贵族打败的也门贵族，直接了当地就去投奔了卡斯蒂利亚或阿拉贡的国王，改信基督教变成基督徒，领着敌人的军队回来复仇。天主教两君主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统治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合王国，其按照文艺复兴的风格起了个罗马名字西班牙，非常忌惮摩尔人也就是阿拉伯人留下的文化影响，甚至为此不惜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但是就在他们的宫廷当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宫廷当中，阿拉伯血统和穆斯林出身的大臣和贵族，当然他们后来都改信天主教了，其实是蛮多的。有名有姓的贵族，在哥伦布的那个时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其实是穆斯林，之所以投靠天主教的君主，就是因为他们在穆斯林的王国和公国的朝廷中间斗争失败，逃到天主教的宫廷中间，借敌人的的手来复仇，自己也改信了天主教。

就像在俄罗斯帝国的宫廷中间，有很多鞑靼人或者是吉尔吉斯人出身、穆斯林出身的大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自己的部落和王朝斗争中失败了，投靠了莫斯科公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沙皇、改信了东正教，子孙就变成了俄罗斯的贵族。俄罗斯和西班牙都处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出身异教穆斯林的老贵族是非常之多的。伊斯兰教当然是国际主义的、普天之下皆兄弟、穆斯林都是亲如一家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的普世宗教，但是在阿拉伯诸帝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无论是利用宗教的感情还是用其他方法，真正消除过部落的和党派的纠纷，而也门人跟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纠纷就是他们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

随着阿拉伯诸帝国的建立，阿拉伯半岛本身的重要性反而下降。就像是在亚历山大继业者诸王朝建立以后，依然享有相当多的政治自由的马其顿，变成了一个像中世纪的瑞士一样输出雇佣兵的地方，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愿意高官厚禄招募真正的马其顿雇佣兵，他们比埃及的本土部队能打多了。叙利亚人当然也是这样。阿拉伯人不断地到巴格达、大马士革或者科尔多瓦去当兵或者做官，而阿拉伯本土却逐步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王朝无法控制的化外之区，就像是罗马人和波斯帝国无法控制一样。阿拔斯帝国除了外表上有一层穆斯林的皮以外，很像是萨珊波斯帝国的复活，大马士革奥米亚帝国则很像是罗马叙利亚政权的复活。他们双方对阿拉伯半岛的看法就是，这个地方远远不像大马士革或者是像呼罗珊那样来钱，本身并无价值，只需要防止敌对的党派控制这个地方，因此在敌对党派的斗争当中，有一次甚至把麦加天房都放火给烧了（683）。奥米亚王朝派来的大部分都是叙利亚基督教徒组成的部队，跟阿里派的亲伊朗的党羽和本土派的党羽打仗，破坏了麦加的和平。但是仗打完以后，叙利亚王朝并不派兵经营阿拉伯，因为这地方缺乏收入。阿慕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说，我这城里面有4万个纳人丁税的犹太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钱，他还说，我的任务是抓住牛角，让别人在奶牛身上挤奶，因为埃及是一头奶牛，阿拉伯半岛却不是奶牛。

也门虽然富裕，但是过于遥远，而且需要有海军部队才能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是根本无法征服的。所以，在阿拔斯王朝建国战争结束以后，后来建立的各王朝基本放弃了对阿拉伯半岛的经营，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有时候会动一动也门，但是对部落区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巴格达王朝，有的时候会通过海路，通过迪尔蒙经营一下也门的沿海，但是对阿拉伯内地也是放任不管的，局势变得非常像纳赛尔的时代、也非常像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阿拉伯内地有很多部落甚至放弃了他们一度接受的伊斯兰教信仰，像穆罕默德时代的穆斯林最讨厌的那样，重新去崇拜石头啦星星啦和各种偶像崇拜，恢复了他们的原始习俗。这种状态就是近代以来瓦哈比运动再次兴起的原因，瓦哈比运动兴起的最初原因，就是对阿拉伯半岛重新异教化的部落进行再度的伊斯兰化、对他们进行清教化的伊斯兰教改革，而近代的沙特王朝就是依托这次宗教改革运动而产生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埃及的马穆鲁克（1250-1517）以后，对阿拉伯半岛也是采取消极政策的，听任他们那些部落酋长和半独立的王公自己去搞。奥斯曼帝国重新经营阿拉伯半岛，其实是近代化改革以后，花厅御诏（1856）和新军编练、青年土耳其已经兴起以后的事情。没有法国顾问训练的欧洲化新军和英国顾问建立起来的海关制度和近代化财政制度，土耳其军队不可能像阿拉伯的劳伦斯所看到的那样，在阿拉伯半岛修铁路、把军队派到麦加和麦地那去。也门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奥斯曼帝国对这些地方的统治，也就像是大清国对缅甸越南的统治一样，基本上是羁縻性质的，当地的王公其实是自行其是的。甚至奥斯曼帝国对突尼斯、开罗的统治也在日益衰落当中，叙利亚和埃及逐步陷入军阀的统治当中。

这时近代化改革来临了，曾国藩李鸿章掌权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掌权了。为了对抗穆罕默德·阿里的新军，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政权更加有必要编练新军。无论是为了对付俄国人还是对付埃及人，英国的财政资源和法国的军事训练重新缔造了奥斯曼帝国，使得奥斯曼帝国可以像晚清的赵尔丰一样。可以说，如果按照嘉庆道光年间的规矩的话，赵尔丰是不可能经略西康的，连内地都逐步陷入军阀混战当中了，但是由于赫德爵士的存在和新政改革，赵尔丰可以率领西洋军事训练的四川新军去跟西藏人打仗。没有新军，赵尔丰是不可能经略西康的；没有新军，土耳其苏丹也是不可能重新经营阿拉伯半岛的；是欧洲的资源使土耳其人可以重新经营阿拉伯半岛，而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早已没有任何外来政权能够对这些本土的酋长和王公施加影响了。这些酋长和王公理论上讲仍然愿意，比如说效忠开罗或者巴格达的哈里发、或者是效忠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兼苏丹，但这纯粹是名义上的事情，实际上并不买账的。能够把名义上的权力变成改土归流的实际依据，像埃及的穆罕默德的·阿里父子政权经略苏丹和上尼罗河一样，奥斯曼帝国经略阿拉伯半岛，是欧洲顾问欧洲新军和欧洲财政的结果。

但是由于在战争中支持德国反对俄国而站错了队，由于英国和俄国这两个传统的敌国在一战中变成了盟友，青年土耳其党必须投靠俄罗斯现在的敌人德国，而不是俄罗斯过去的敌人和现在的盟友英国，断送了土耳其帝国的命运。然后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在麦地那炸铁路、招募阿拉伯的王公，包括圣裔家族出身的哈希姆王朝出来，发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满洲国运动，把诸阿拉伯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来。

当然早在这以前，英国在沿海地带，主要是为了维持通向印度的商路，在南也门、在亚丁、在马斯喀特也建立起了沿海据点，但是英国人并不愿意进入内陆。这些沿海据点的用处，是给苏伊士运河开拓前通过好望角向东驶向印度的船只，包括商船和军舰提供物资、给他们加煤加水，所以只需要一个一个据点和保卫这些据点的几门大炮就行了。内地的各王公可以跟英国殖民者签署协定，拿英国人的钱代替英国人守边，像科威特埃米尔就是这种情况。英国并不希望直接占领内地，所以只有沿海的几个据点。

奥斯曼帝国倒台以后，就像拿破仑倒台以后的东印度群岛，英国被迫托管了部分土地，因为需要一个国际条约来处分阿拉伯半岛的边界问题。哈希姆家族分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大批战利品，在大马士革和南叙利亚也就是约旦和伊拉克建立了政权，但是又被法国人支持的共和党人赶出了小叙利亚和黎巴嫩。由于英国和法国的纠纷，法国更愿意支持共和派、而英国更愿意支持部落贵族出身的君主制度，最后君主制度在南叙利亚也就是约旦、以及伊拉克站住了脚，因为这些地方是英国托管地，而共和派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站住脚，因为这是法国的地盘。所以最后是太上皇说了算。

而阿拉伯半岛的边界，这时候沙特国已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边界需要重新划分，于是英属的南也门也必须要画一个边界了。英属南也门在一战以后划定边界，比在大英帝国黄金时代英国的控制范围其实要大得多，主要就是因为沙特王朝的崛起。沙特王朝推翻了哈希姆王朝，跟伊拉克和叙利亚约旦需要划清边界，也就顺便需要跟南方的英国在也门和阿曼的海岸据点要划清关系。亲英的南也门部落酋长现在要被划分成英国殖民地土地，而马斯喀特各苏丹国也需要一条明确的边界线，这样才能够解决一战以后的各个国际纠纷。

这样的结果就是，其实荷兰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只有爪哇海岸的几个据点，爪哇内地顶多是附庸国，外岛大部分地方连附庸国都不是；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为了避免殖民地纠纷，英国和荷兰去划分界限，西部属于英国、东部属于荷兰，然后英国用西部一些土地跟荷兰做领土交换，建立了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跟荷属东印度群岛，把本来是无主之地的很多地方都划给了荷兰。但是对于荷兰来说的话，这些地方是倒赔钱的地方。本来沿海的港口和香料产地是赚钱的地方，内地那些部落只需要羁縻就行，建立协议，你不要进攻我们的贸易港口，在别的部落或者是王国要进攻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忙来保卫这些港口，其他事情都OKOK，你爱咋咋地。现在划分为荷兰领土以后，荷兰人就必须去修路建学校，倒赔钱去建设这些殖民地。

英国在南也门也是这样。南也门其实只有亚丁和几个港口才是对英国是有价值的，其他部落和王公只是羁縻之治，英国人并不需要花多少钱，给王公一点津贴就行了，现在划分为英国殖民地，英国还要倒赔钱来经营它。再加上航海条件的改变，以前的航海条件是，船只开不了多久就需要加水加煤，但是自从船只不用煤而改用石油产品以后，续航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大航海时代英国需要密密麻麻一些补给港口，但是1914年以后就只需要很少这些港口了。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的产生也是这样的革命，就是核动力潜艇的续航能力是很强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也是这个样子，因此美国海军舰队需要的海外基地比起英国人要少得多。总之其结果就是一战以后，英国人渐渐不需要在通往印度的航道上维持他们的补给站了，倒赔钱的殖民地最好是让它赶紧去独立去，因此也门独立在这个时期就提上了日程。

这一时期正好是民族发明家的时代。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了在它跟德国结盟对抗英国和俄国的时期，准备把苏丹兼任哈里发这个已经快要被人遗忘的历史古董拿出来重新开发利用一下。他们宣布苏丹是全世界穆斯林领袖，既然英国站在俄国一边对土耳其宣战了，那么苏丹作为哈里发有权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英国和俄国的殖民地，包括今天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和印度中东的英国附庸国的穆斯林起来，响应苏丹的号召反对英国和俄国。这就是青年土耳其党发动泛伊斯兰主义革命的主要原因。

德国皇帝和他的情报机构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像拿破仑在埃及时宣布一样，宣布德国人是穆斯林和印度的盟友、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德国对英国的胜利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胜利。号召全世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盎格鲁人，包括希望墨西哥总统卡兰萨（1917-1920）起来反对美国，把德克萨斯还给墨西哥作为报酬。希望招募一批印度反对派人士在柏林建立印度革命委员会，准备颠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联络阿富汗国王，希望通过阿富汗的边境部落颠覆英国的印度统治。支持全世界，特别是中东和印度的泛伊斯兰主义党派，希望他们发动革命力量，破坏英国和俄国的殖民统治。

当然英国人也不是吃闲饭的，英国人发动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用阿拉伯民族建构来反对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的泛伊斯兰主义。于是阿拉伯爱国者，就是劳伦斯那些伙伴们跟英国基督徒结盟来反对土耳其穆斯林，民族主义战胜了宗教主义。当然，这主要还是资源的缘故，德国的资源最终赶不上英国，德国武装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最终也被英国武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打败了。但是两种思潮，伊斯兰主义的思潮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潮，在一战纠纷早已结束以后几十年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延伸出很多版本出来。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劳伦斯那个时代，主要是英国培养起来用来解构奥斯曼帝国的，但是最终也变成了解构大英帝国的力量。

也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是依靠纳赛尔和苏联的支持，这里面也是经过很多复杂的演变的。大体上就是说，可以说布尔什维克政权跟德国准备在墨西哥、印度、阿拉伯扶持那些势力一样，都是用来瓦解协约国的工具；但是布尔什维克也有自己的比德国更彻底的革命计划，布尔什维克继承了德国人留下来打击盎格鲁世界帝国，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各种力量。

例如，青年土耳其党的三位领袖在土耳其战败以后，他们在土耳其的统治随即被土耳其国内的革命推翻了，亲英势力在君士坦丁堡执政，向英国向胜利的协约国投降。然后他们逃到了德国，但是已经战败的德国自身难保，不可能再帮助他们了。于是塔拉特帕夏和恩维尔帕夏就到了，对了，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首都莫斯科，向列宁同志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加拉罕求援，现在他们希望布尔什维克作为德国扶植起来的代理人政权，而且是英法协约国鞭长莫及的代理人政权，可以拿起德国的衣钵，复兴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和泛伊斯兰主义事业。恩维尔帕夏表示，他作为一个穆斯林，他很愿意去阿富汗和中亚帮助布尔什维克颠覆印度，作为回报，他希望布尔什维克帮助青年土耳其党打回君士坦丁堡、重建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

但是这时，我们敬爱的列宁同志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东方问题的顾问。这个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很熟悉的人，就是在412清党以后、715事变的前夜带着共产国际的圣旨来到武汉，告诉汪精卫和陈独秀要建立红军，导致汪精卫不得不像蒋介石一样分共的那位特使，照毛泽东说法就是昆仑山上下来的天使，印度革命家罗易同志。他在国共两党的革命史中扮演了一个钦差大臣的角色，但是他最初是德国人培养出来的印度革命家，他是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拿着德国的金钱准备颠覆英印帝国的统治，被英国警察通缉。

为了逃避英国警察的追杀，他来到了日本和上海，跟日本政要和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和蔡松坡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失望地说，孙中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在亚洲有很多进步作用，我们希望亚洲的基督教化能够对亚洲各民族起到解放的作用，而且我在反对大清国和袁世凯的斗争当中需要以日本和香港为依托，所以我不能从事反对英国的活动。这时还是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卢布以前，有了共产国际的卢布以后他就可以从事反英活动了，但当时还不能。日本则是英日联盟的同盟国，不但不肯支持他，还想派警察出来抓他。

于他失望而去，经过美国来到了墨西哥，请注意，是经过美国来到了墨西哥。在经过美国的时候，美国当局把他当做德国的间谍抓了起来。但是美国当时司法制度是非常松弛的，当然司法也是独立的，他被带到法院面前，法院说，检察官指控你，你拿着德国的金钱来从事颠覆活动，是事实吗？他说，我要求保释，等正式审判的时候再说。法官说，照法律程序你当然可以要求保释，那你就要求保释吧。于是他就去要求保释了。保释以后他二话没说，立刻就上车逃到了墨西哥，因此他在美国就等于是一个弃保前科的通缉犯，再也不能去美国了。但是照美国当时松弛的司法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话，一个保释的人背弃了他的保释誓言而拍着屁股跑了，确实是在他越过边境前的最后一刻，你都没有办法抓他的。越过边境以后你当然可以抓他，但是你又不能派兵去墨西哥，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抓他，于是他就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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