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第1期整理文稿（精简版）

--论统战，公民投票，与台湾医界

 

主持人：台湾陈易宏医师

发布时间：2018年9月6日

整理者：三马兄

 

主持人：我认为，在台湾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中共对于台湾的统战。我记得您之前讲过，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自带统战功能的。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统战这个东西是一种有点像外来的移植肾脏的东西。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僵化的地方。您能否分析一下，资产阶级统战社会主义者和温和派穆斯林，跟中国现在统战台湾、马来西亚、香港华人和海外的左派媒体，到底有什么异同？对这个社会本身的影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刘仲敬：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战是多中心性的。它像自然界的演化一样，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多主体的博弈，每一个主体搞的都是短期行为，也就是马克思非常鄙视的那种咖啡馆清谈政治家或者无政府主义。比如说最重要的一次统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普选制的普遍推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传统社会民主党的威胁，原先在十九世纪其实对立非常严重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事实上的共识政治，来对抗那些体制外的势力。也就是说，愿意接受民主原则参加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再是过去自由主义者的攻击目标，而是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把原先跟社会民主党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不肯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接受民主程序、一定要搞暴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排斥在外。这个从效果上来讲就是一次统战，导致共产国际把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像毕苏斯基那些人，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侮辱性的修辞，并不能说明他们跟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宣传上的需要而已。但是，这个影响历史至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重要的统战并不是由任何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设计的，而是由像小商人一样只顾一年两年短期行为的小政客搞出来的。他们搞出来的东西跟一般的选区政治一样，就是简简单单像政治经纪人算选票一样，如果我能够多拉几十张选票，我们的政党就可以组阁了，如果拉不到这几十张选票，我们就没法组阁。至于这样组阁组出来的效果怎样，他不考虑，因为他的内阁一般来说两年之后就要倒掉重组，顶多四、五年也要倒掉重组，他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但是大家都这么短期行为，博弈产生出来的结果却是这样。

 

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鄙视传统社会民主党和所有资产阶级党派的理由就是，他们是高度集中的，他们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一切都在他们的庙算之中。这个在某些具体的场合是有好处的。例如像在十月政变那种情况，很明显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各党派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各党派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想着等立宪会议召开了再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就有人突然袭击。而列宁就是利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独裁机制，他力排众议，单方面决定召集一小拨军人突然袭击首都，让你的立宪会议根本召开不了。等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立宪会议的大厅上已经都是他的武装部队，你召开也没有用了。在这个具体情况下，列宁当然有理由说，你看，就是你们资产阶级民主的弱点，才让我们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了。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战和它的所有其他做法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战其实是比较后来才产生出来的，是在远东共和国这些按实力对比——包括突然袭击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场合，才想到分化瓦解各个敌对势力、拉一部分打一部分这种方法，但是使用的方式也跟它的其他做法一样，都是高度集中的。集中的好处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如果确实是有果断而敏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家，像列宁这样的人，他可以比那些小市民、小经纪人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具体问题上取得更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是短期的。

 

大自然产生出来的像蜜蜂蜂巢那种非常合理的结构并不需要蜜蜂像建筑师和设计师一样聪明，它只需要不断地尝试错误、局部修正。修正不好的，就突然垮塌一下就行了。所以，演化实际上是两种系统的组合。一种系统是细节的不断修正，每一个局部的修正者都不知道这样对整体会带来什么效果或者有什么长期的效果，他只对他的短期和局部的利益做出反应。但是就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样，所有的小人物都在那里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修正，自然而然会产生整体效果。结果，相对于阶级结构来说就产生了这样的微妙效果：民主社会没有明确的阶级结构，它有相对的中心和相对的边缘，但是中心和边缘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边缘很容易被吸纳到中心。但是这样的结果不是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而是强化了社会结构，因为等于是原有的中心不断吸收了新生血液，像罗马元老院不断吸收高卢人或者西班牙人，实际上跟像雅典人那样绝对不吸收外邦人相比的话，是延长了罗马政体的寿命。但是，这个吸收也不是无条件的。不会像是现在的南非一样，突然由原来没有政治权利的黑人完全掌握政权，把原来有政治权利的白人彻底挤到一边去，那样国家元气的损失很大。因为修正或者统战是由很多分散的个体做成的，结果就会变成像你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每一拨新移民来的时候都地位很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产生出自己的精英阶级以后，这些人又很容易通过某一个党派进入主流政坛。冲突是连续不断的，但是所有的冲突规模都不大，都很容易归于妥协，而社会的元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即使局部发生垮塌，影响也不是全局性的。这就是多中心博弈最主要的好处。它是保守演化、局部修正的路线，局部修正造成的整体效果是比较平衡的。

 

一个人的眼睛，哪怕是最英明的人，都不能看到所有地方。他可能在他集中力量算计的那个地方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是以忽视和牺牲其他地方为代价的。统战也是这样。如果你只计算看得见的部分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你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一直都是输的，苏联人一直都是赢的，苏联人集中精力要颠覆什么或者要办什么事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弱点，在他们的核心地带肆无忌惮地行动，几乎遇不上什么阻力，但是最后垮台的居然是苏联。就是因为它赢到了所有看得到的地方，却输掉了所有看不到的地方。国有企业和众多的小企业之间的差别也是这样的。他们搞计划、集中资源办大事是可以的，但是社会主要是由你看不见的增量知识组成的，而不是由你看得见的存量知识组成的。如果社会的好坏只取决于你掌握的既有资源和既有知识的话，那么计划一下是可以的，甚至是优越的。但是社会进步主要是依靠不断产生的新的知识和新的资源，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出现的。统战也是这个样子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地统战，能够达到它局部的目的，但是局部的目的实现，经常在长远上来看是使整体局面更加恶化的。拿台湾的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共产党统战国民党，把1970年代还是它在台湾最大敌人的国民党变成了它的一个仆从，但是其代价就是，国民党由原先的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边缘政党。而且，它被统战的程度越深，它在台湾社会越边缘。而统战成功的结果，是使台湾社会更多的人更加反感共产党，使台湾走得比原先国民党是执政党的时候离中国的距离更远。这就是它的成功和失败，这跟西欧的政坛在吸纳了社会民主党以后共识政治反而更加扩大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主持人：台湾在今年年底会进行所谓的九合一大选，主要是地方性的选举，大概就跟美国的换届选举差不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合并举办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动员是全国性的，因为它所有的投票都是全国性的议题去做公投。今年有九个议题，有些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有些是民进党提出来的，有些是其他第三势力提出来的。像公民投票这样的直接民主，它到底可以溯源到多么远的历史去做讨论？雅典可以吗，古希腊可以吗？好像不行，因为它那个时候的公民跟我们现在的公民大概不是同一个概念。那公民投票对于现代政治还有对于现代政党的意义，您觉得到底在哪里？

 

刘仲敬：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在宪法史上是魏玛共和国开始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宪法基本上都没有这一条。自由主义的宪法是极其强调财产权的，不主张把没有财产的普通人加入到投票中来。公民投票是大众民主对精英民主的一次重大胜利，它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民动员有密切关系。其基本逻辑就是，以前的战争和以前的纳税都是有产阶级的事情，现在需要人民流血了，既然人民已经流了血，就不能让哪怕是最穷的人（只要流过血当过兵）排斥在政治之外。但是公民投票本身在宪法上的意义并不新鲜，它是有潜在危险性的，因为它等于是一次隐蔽的内战。它是没有中间环节和缓冲环节的，是短兵相接的直接斗争，而且把全民投入了直接斗争当中。所以，它跟宪政的本意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宪政就是要涉及多种缓冲系统和分割多种权力，尽可能地不要把人民的所有权力全都放进同一个篮子里面。但它也有它的意义。

 

魏玛宪法的公民投票跟瑞士联邦的公民投票不一样。瑞士联邦的那种城邦式公民投票仍然是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那种类型，因为它是小共同体的公民投票，一个州和一个城邦没有多少人，往往是就只有几千人或几万人，是熟人社会内部的公民投票，它跟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基层选举、乡镇选举没有什么重大差别。而在德国这样的大国，把数千万彼此互不相识、没有办法依靠熟人社会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的人拉进来投票，实际上就是宪法的决断。它背后的背景就是，德国的统一其实并不稳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皇帝倒台以后，各君主国纷纷发生革命以后，维持这个宪政结构是很困难的。巴伐利亚人就很有可能分离出去跟奥地利人合并。所以，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必须要有一个随时能够越过中间权力机构直接诉诸人民的机制。这个机制有两条，一条就是紧急状态法，一条就是公民投票法。这两者都是使最高权力当局可以直接诉诸底层的人民、绕过中间权力机构的临时性工具。它设计的用意就是，没有这样的工具，国家可能在危急关头不能团结起来。但是，有了这样的工具，是随时可能走向独裁的。直接民主都有这样的特殊危险，它内置了通过西泽主义、由深得民心的公民运动领导者实现独裁的可能性。但是这一点，你不可能仅仅通过制度上来防范，没有任何制度是能够越过人民本身的德性而发挥作用的。

 

所以实际上，公民投票制度的产生和它内在的所有弱点本身都是文明季候的产物，同时也跟国家建构或者民族建构的根本优点或者弱点相联系。如果是政治体的建构非常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话，公民投票制度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国家建构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或者正处在国家建构的中间阶段，对于共同体建构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公民投票有一个划清边界的作用。它以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确定，谁是德国人，谁不是德国人。是德国人，通过公民投票，越过所有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直接决定。用这种方式，实际上起到了发明民族的作用，同时也越过了地方性的枝枝节节的各种利益冲突。可以说，南德的天主教各城邦最后没有分离出去，跟公民投票制度是有一定联系的。公民投票制度是发明民族或者建构民族的众多有力武器当中比较有力的一项。谁有投票权，谁没有投票权，使最卑微、最不关心的公民都直接接触到国家的最高政务。因此，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像德国（顺便说一句，台湾也是，尽管方式不一样）那种自身的生存随时都有危险的国家，它就不像是英国或美国那种极其安全的国家那样，它有必要随时随地唤起“我们都是一个共同体”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公民投票就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台湾的公民投票跟地方选举加在一起，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它能够把比较中产阶级的精英人物吸引到他们原先不感兴趣或者性价比不合适的基层选举中去，从而打破原来盘根错节、充满腐败的地方派系。否则的话，地方基层选举的投票率过低，是吸引不了野心太大或者才能太高的人的，因此他们会一直在准黑帮式的派系统治之下。

 

主持人：您之前说过，土豪社会中，土豪就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可能并不是真的很有学问，但是他做的事情是跟他的乡土直接相关的。医师这个职业在台湾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曾经一个乡镇就只有一个医师，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由当地的日本派来的官员还有小学校长去帮我们搞定的。但是在日治时代之后，国民党来了，它把医师的团体做了一些统战跟分化。而且现在台湾自从全民健保开办以后，几乎所有的医生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家开办的全民健保，医生的资格都来自于国家举办的考试。所以医师这个行业已经渐渐官僚化、费拉化，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高薪的特许行业——或许不到非常高薪。但是这个问题在于，我们知道，这样对整个医界的多元性、对整个医界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可是我身处其中，我就知道，在一个博弈的概念下，你不去争取健保局的钱，有其他人会去争取。所以整个医疗界的每一代，五年十年看下来，医生的品格和他对于专业的态度其实都在衰退当中。那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演化的过程走到终点之前去打断它或者逆转它？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打断这种针对一个行业或组织的衰败过程，需要怎样的外来力量？

 

刘仲敬：从整体上来讲，如果不考虑局部的和跟某一时代特别相关的因素的话，那么健保显然就是福利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一部分。钱还是同样的钱，始终是由患者出的，但是患者和医生的个人关系被切断了。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也没有办法形成实时反馈。这样的话，就必然会导致平庸者胜利，而优秀者渐渐被排斥，因为优秀者所做的额外投资是得不到回报的，甚至还可能给他增加不必要的风险，而平庸者不会因为他的平庸受到惩罚，反而会减少很多风险。所有的官僚制度的行为逻辑都是这样的，产生出大量平庸的、既不能成事又不能败事的小人物。当然，这会导致整个行业的退化。博弈刚刚开始的时候，旧社会留下来的老人不能改变他们原有的习惯，可能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渐渐过了几代人以后，在新体制当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整体性的衰退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像英国和加拿大，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了看一个病，需要排队排很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你在1978年的北京，买大白菜都是要排N长的队。英国和加拿大的医院现在就是这样。有了疾病的话，你必须赶紧跑到美国去看。

 

但是就局部的情况来讲，这些东西有一个民族发明学上的意义：它形成一个特殊体制，在这种特殊体制笼罩下的国民有一种共同体意识。我们的边界不再是我们跟我们村的医生形成的边界，而是整个台湾，这个体制是我们特有的，跟周围的泰国、中国、香港全都不一样，它起了一个划分边界的政治作用。同时，它也能够争取原先比较穷的人的选票和支持，像奥巴马的医保一样，它对最穷的人是有利的，把这些原来处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人吸纳进来，作为政治体系的新血。这是它在现代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做在长远上看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你能不能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既取决于内部的因素，也取决于外部的因素。例如，加拿大人缺乏打破这个循环的动机，是因为美国就在跟前。他们等于是两头占：如果需要私人医疗系统的好处，他们直接就跑到美国了；如果需要公费的好处，他们就会留在加拿大。能不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如果美国有一天不干了，那他们就自然维持不下去了。台湾跟韩国、日本、东南亚处在同一条生态链上，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它本身不需要大改，因为它的中产以上的人跑到日本或韩国去会变得相当容易 (例如台湾有很多人去韩国整形)，可以利用各种不同医疗系统的差值；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形势的紧张，使它仍然需要一些在社会上不健康、但是为了政治安全需要的措施，相当于是全民总动员、战时经济管制和配给食品这些明显不健康、但是对于危急关头的国家是需要的措施。健保也有可能是这些措施之一，需要等它过了这个危险期以后，才能够真正认真考虑这些改革的问题。

 

撇去这两点不谈，只谈内部的因素，那么就基本上是取决于土豪的强大了，而且有配合土豪、为土豪说话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理由正当化。因为破坏公立医疗制度的做法肯定会被左派知识分子说成是自私的，所以你必须在意识形态上站得住。台湾的知识界是相当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说的那种白左学徒培养出来的人。所以，他们还需要一个知识界的革命，打破大家几代人以来认为天经地义的想法，“这就是进步，我们台湾原来是比较落后的，欧洲是进步的，我们正在向进步方面靠拢，你怎么能说这不是进步呢？欧洲人都是这样”，你得打破这个思想的定势。当然，这也要从欧洲本身社会福利国家的退败以及欧洲保守主义本身在其内部兴起这方面寻找思想资源。从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我不是指专业人员，而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用途就是提供一个合法性论述，他能够把传统的合法性论述解构掉，把原来大家哪怕是心里面觉得不对、但是好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拆开来，像打破偶像一样，变成“其实也不过如此”，它需要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不能产生于体制核心地带，而是要产生于游走于体制边缘地带的人。这种人既得利益比较少，所以才能做这方面的事情。

 

土豪呢，因为台湾七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温和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投资为基础的，但它比韩国强的地方就是它的中小企业还相当多，所以它需要在社会上演化到土豪本身的势力已经发育完善。等于是，台湾的土豪势力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一刀砍掉了上半截；然后在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时候又被在脑袋上压下一块千斤巨石；现在像野草一样，从被砍断的那个根须部分，绕开巨石，缓缓地生长起来。那要看它生长到什么程度，它的力量才能够推开巨石。因为这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土豪势力强大到随时随地能够产生川普这样不管不顾的人，可以在体制之外自己闹，而且还能够得到众多支持者，还可以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为他捧场。这一点，台湾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台湾的士大夫色彩极其浓厚。因此，美国人恐怕是西方世界唯一一个政治家做事情可以一脚踢开知识分子的地方，连欧洲都做不到，台湾估计更做不到。是需要有土豪和知识分子两方面的配合，才能够形成改革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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